“三江源”是长江、黄河和澜沧江的源头汇水区,被誉为“中华水塔”。2021年10月13日,三江源国家公园被正式列入第一批国家公园名单。
“三江源”也是生物多样性的乐土,截至2019年,三江源国家公园总计记录种子植物50科232属832种,哺乳动物8目19科62种,鸟类18目45科196 种,爬行类和两栖类3目10科14种,鱼类3目5科44种。
《三江源国家公园自然图鉴》一书精选了三江源国家公园及周边具有代表性的700多种野生动植物,用1000多张精美图片和通俗生动的科学语言介绍了它们的辨识特征、分布状况和生态角色。在书中,你可以看到瑰丽壮阔的尕朵觉悟神山、白扎林场盛开的绿绒蒿、嘉塘草原上行走的猞猁、长江源头可爱的小兔狲,正在捕食的“王者”雪豹,还有古老而独特的藏族传统文化等。翔实的科学调查,充分展示了这片神奇而壮阔的土地上的缤纷生命。
本文摘录书中《一起走进三江源》一文(略有删减),作者为山水自然保护中心保护主任赵翔,他从山与水、人与动物、人与植物、文化与世界等多个方面,向我们细细道来三江源动人的魅力,还有这片土地上人与自然的关系。
《三江源国家公园自然图鉴》 主编:王湘国、吕植,编著:三江源国家公园管理局、山水自然保护中心 译林出版社 2021年12月
青藏高原的隆起,是地球数百万年来最伟大的巨变之一。群耸的雪山中发源的细流,最终汇聚成江河浩荡而下,滋养了全球近三分之一的人口。从长江、黄河到澜沧江,这些江河在不同的区域,被不同的民族冠以“母亲河”的称谓,而这三条江河发源的区域,被称为“三江源”。无论你来自哪里,当你溯源而上,踏进三江源这片被雪山和草原所覆盖的土地,你都会有很多不一样的发现。
玉树州杂多县昂赛乡澜沧江峡谷(彭建生/摄)
山与水长江、黄河、澜沧江发源地的县城,分别是治多、玛多和杂多。藏语里,“多”是源头的意思,因此,治多,就是治曲的源头。同样地,玛多,就是黄河——玛曲的上游。在黄河源头的扎陵湖和鄂陵湖,你可以见到巍峨竖立的牛头碑,这是黄河源头的象征。杂多,就是澜沧江源头——扎曲的上游。如果你正在计划一次澜沧江—湄公河的溯源之旅,你会发现这条河流有两个源头,在当地,它们被称为地理源头和文化源头。从地理的角度来说,河流“唯远为源”,但是当地人和这条河流生活了数千年的时间,他们也有属于自己的理解。澜沧江的地理源头在吉富山,而文化源头,则在距离地理源头 30 多千米的扎西齐哇。在藏语里,这是吉祥的水源旋转汇聚的意思。扎西齐哇是由终年不会干涸和结冰的泉眼汇聚而成的湖泊,四周满是当地的人们放置的经幡和玛尼石。湖水荡漾,经幡摇曳,你站在那里,会感到额外的殊胜。
玉树州杂多县扎青乡吉富山(徐健/摄)
在江河的源头,水不仅仅是以河流的形式出现的。在很多的泉眼或者湖泊的周边,你会经常看到经幡或煨桑的白塔,这是为了祭祀水神“鲁”。河流和水源中居住着神灵,你如果污染了水源,或者做了不敬的事情,就会得罪神灵。在传统中,人的身体和自然中的元素紧密相连,比如你身上长了水痘,那就是因为水神“鲁”不高兴了。
一条河流,因为这样的寓意,好像就有了生命和形象。
夕阳中水畔的经幡(彭建生/摄)
这里也有很多著名的山峦,山峦上住着山神。在传统文化里,山神是以山为地标的拥有固定地域和祭祀圈的地域保护神,山神的寄居之处通常是一个村落或者部落所在的山川之巅。在三江源,有阿尼玛卿和尕朵觉悟两大神山,除此之外,还有喇玛闹拉、年保玉则、乃邦等区域性、部落性的神山。玉树州称多县尕朵觉悟神山(索昂贡庆/摄)
藏族文化中的神山圣湖体系是极其庞大的,和山神、水神联系在一起的,是对山和水的敬畏。祭祀山神和水神,不仅仅是与山神和水神的对话,也是人类在严酷的自然条件下的不断试探。山神和水神,是人与自然在这片土地上美丽的融合,是对不可知的未来和不可控的外部环境的寄托。人与动物
动物在这片土地上扮演着不一样的角色。
在藏族人的传说中,他们是罗刹女和猕猴的后代。传说有一只猕猴,受观世音菩萨的点拨,在山南的山洞中修行,最终和罗刹女结为夫妇,生了六个孩子。随着孩子越来越多,采摘的食物不够,猕猴跑去找观世音菩萨,拿到了食物的种子。猕猴们从树上慢慢下来,学会了站立、行走,随后尾巴也变短了。这个从现在的进化论角度来看颇为科学的故事,最早出现于公元14世纪。
历史上,很多民族都会将动物作为图腾,或者在自己和动物之间构建某种联系,以期获得神奇的能力。列维—施特劳斯有一本《猞猁的故事》,描述了在北美印第安人的文化中猞猁善变的形象,及其被赋予的特殊法力。在三江源,猞猁是医者的寄魂体,它高耸的耳尖犹如药囊,散发着药味。
嘉塘草原上的猞猁(日代/摄)
在如今的阿里地区,吐蕃王朝之前整个青藏高原最灿烂的象雄(汉语称之为“羊同”)文化,把大鹏鸟作为自己的图腾,如今大鹏鸟仍然在整个藏族文化中有着非凡的意义。冈仁波齐山神最早是以白牦牛的形象降落在山上,最后被莲花生大师所降服,成为整个西藏的护法神。三江源年保玉则区域流传着一个故事:一个牧人救下了一条白蛇,白蛇是山神的儿子;为了感谢牧人,山神把自己的女儿嫁给了他,而山神女儿的化身就是一头白牦牛。牧民的儿子和山神的女儿生下了三个孩子,发展出后来的上、中、下果洛三部。藏族文化对白色有特殊的尊重。雪山的颜色,塑造了这个民族对美和庄严的选择,因此雪豹自然也有了更多的寓意。严格地说,雪豹的颜色更接近高山裸岩,它一动不动地藏在岩石中的时候,仿佛是一块石头,但它跳跃的时候,仿佛是岩石间的一颗流星。
雪豹、兔狲和猞猁在传说中是三个兄弟。三兄弟的父母死得早,于是兔狲作为大哥,负责照顾两个弟弟,自己的营养不够,只能长成矮胖的武大郎般的模样;雪豹是老三,从小娇生惯养,整天一副“高富帅”的样子;而猞猁作为老二,被关注得很少,会主动让自己没有存在感,神出鬼没,性格孤僻。
长江源头的三只小兔狲(韦晔/摄)
在藏族的文化中,狗通常是家族中重要的一员。在传说《阿初王子》中,王子看到人们因为食物不足而饱受饥饿之苦,决定去蛇王那里偷种子,但蛇王发现了他,于是把他变成了一只狗。阿初王子逃跑之前,在青稞堆里打了一个滚儿,浑身沾满了种子。在蛇王的追杀中,王子越过山川,身上的种子都被水冲走。黎明时分,当阿初王子跑回原来的王国时,人们惊喜地发现,王子竖起的尾巴上,还沾着最后的种子。于是,人们靠着这颗种子开始种植青稞,从此过上了富足的生活。因此,当三江源面临如今不断变化的流浪狗的问题时,我们需要评估它对生态的影响,也需要评估它对传统文化的干扰。隆宝正在进食鼠兔的藏狐(左凌仁/摄)
回到当下,人兽冲突是在三江源无法回避的话题。从雪豹、狼捕食家畜,到棕熊扒房子,你总是会听到人们用各种各样的语言来阐述这些问题。现代的研究者们一般认为人类与大型食肉动物之间是竞争的关系,两者对空间、食物等自然资源的竞争导致了人兽冲突,因此通常建议通过约束竞争或促进生态位的分化来缓解冲突、实现共存。然而,竞争和对立并不是这片土地上人与野生动物关系的全部。从当地很多人的视角来看,虽然雪豹会吃家畜,但牧民和雪豹之间的关系并非竞争。任何事物都是因为各种条件的相互依存而处在不断的变化之中,冲突并不是共存的对立面,只是不断变化的背景下共存的一种表现形式。
在昂赛进食牦牛的雪豹(武亦乾/摄)
人与植物在三江源,草场是最重要的生产资料。大约在8 000 ~ 10 000年前,青藏高原的人类开始驯化牦牛;牛羊等家畜取食于草场,把植物转化成肉制品和牛奶等蛋白质,青藏高原的游牧民族由此得以生存。由于草场和家畜在牧民的生活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,牧民对植物也总是会有特殊的感情和认识。一种植物的藏语名字,往往融进了时间和物候,还有牧民的期盼。
比如矮金莲花也被叫作“治果色迁”。“治”是母牦牛的意思,而“果”是奶汁最多的时候。这个名字是想说,当矮金莲花开花的时候,母牦牛的奶会变多,酥油会从之前偏白的颜色变成黄色,可以在早上和上午11点各挤一次牛奶了。矮金莲花在这里成为物候的一个指标,随着它的盛开,万物复苏,草地的营养恢复,母牦牛的奶也渐渐多了起来。三江源的冬天狂风肆虐、大雪纷飞,人们往往只能窝在家里。度过了一个漫长的冬季,当看到矮金莲花开花,迎来一年中最美好的季节的时候,牧民将欢喜全都寄托在这小小的黄花上。
矮金莲花(牛洋/摄)
植物很多时候也会被作为供奉山神的祭品,比如大果圆柏会被用来煨桑,白烟缥缈,香味四溢。很多年老的圆柏也都会被绕上经幡,人们认为会有神灵依附其上。因为所有的土地都是有神灵和主人的,所以在人畜不兴旺时,需要将四种植物放在四周,以使土地神喜悦:东方放柏树,西方放高山绣线菊,北方放柽柳,南方放窄叶鲜卑花。华西贝母倒挂的花很像一只铃铛,它又喜欢长在冷凉湿润的地方,跟神灵中鲁族的生活环境很像,因此在藏语中被称作“勒都珑子”,意为鲁族的风铃。鲁族作为掌管地下的神灵,主要生活在有水的地方,它们拥有大量的财宝,也拥有很强的法力。蛙、蟾、蛇等都属于鲁族的成员,任何污染水源、伤害鲁族生灵的行为都会受到惩罚。
还有狼毒,在生态学上它或许是草地退化的某种标志,但在传统的藏族文化中,它的根可以用来做纸。狼毒的根有毒,做出来的纸不会被虫蛀,所以会被用来印经书或者藏药典籍等重要的书籍。
白扎林场盛开的狼毒(李磊/摄)
在三江源,无论是野生动物还是人类,都依靠草地来生存。为了适应高寒的生态环境,这里的人们采用了以游牧为主的生产方式。牧民会随着季节的变化逐草而居,暖季上高山牧场,即“夏牧场”,冷季转移到低洼牧场,即“冬窝子”。如此一来,不同区域的草场就得以休养和生长,家畜又可以很好地利用处于生长期的牧草。但如今,由于牧民对现代化生活的需求,以及定居、围栏等政策的引导,游牧正在慢慢减少,并深度地影响局部的草地。隆宝正在进食鼠兔的藏狐(左凌仁/摄)
文化与世界在藏族人的传统文化里,上空是拉域,地表是念域,地下是鲁域。拉、念和鲁是民间崇拜的古老的原始神灵。在藏族人的世界观里,除了人之外,还有超自然的神灵和鬼怪,它们以附于自然实物的形式出现,形成了从万物有灵发展出来的完整的神灵体系。
除此之外,情与器,即生命与环境的关系,也是传统文化一直以来不断辩论的关键问题。有一种直观的看法认为,外器是支持者,而内情是被支持者,没有了容器就无法承载内容物。换言之,没有环境就没有生命。这种看法近似于“没有合适的栖息地,物种就无法生存”。与之相对的另一种观点则认为,外器是被支持者,内情是支持者,先有生命才有与之相应的环境,也就是说,先有物种,才有适合于它的栖息地。比如黑颈鹤是在雪域高原上生长繁殖的唯一鹤类,属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。对绝大多数自然保护者来说,栖息地的丧失和退化是造成目前全球物种数量下降的主要原因之一,“湿地的干涸导致黑颈鹤的离开”,这才是惯常的逻辑;但是很多老人坚持认为,是黑颈鹤的离开导致湿地干涸。前一种想法强调的是外部环境对生命的决定作用,而后者强调的是生命主体的能动性。
湿地中繁殖的黑颈鹤(左凌仁/摄)
每个生命的行为会影响到它所处的外部环境。正是出于这样的认识,许多当地的知识分子会认为,当前面临的环境问题本质上是人心的问题,因此环境保护的关键在于改变人心。与将人和自然区别对待的西方文化不同,世界上许多地方的传统文化往往更全面地将人视作自然的一部分。在某些传统文化的世界观里,人类并不被认为是独立存在的生命,而是“生物社会复合体”的组成部分;野生动物并不是完全受环境或本能控制的无意识的生物,而是具有主观能动性,并通过轮回、狩猎、寄生等方式与人类共同处于社会关系网络中的行动者。
我们可以尝试想象,三江源的每一个生命个体——包括人和非人的动物都在构建各自的主体世界。这或许可以帮助我们认识到当地人如何看待自然,包括山水、动物和植物,以及如何看待与它们的关系。
寺前的旱獭(何海燕摄)
变化与挑战在气候变化和人类活动的影响下,从传统文化到生产生活的方式,再到整个生态系统,三江源正面临着一系列的变化和挑战。很多时候,我们喜欢用自己的逻辑、教育背景、人生经历来解释看到的东西,这或许可以帮助我们针对单一的现象,提出问题所在和关于解决方式的建议。但在三江源,人与自然之间复杂的互动,以及外部环境的不断变化,无疑让准确识别这些问题本身就充满挑战。这就需要持续的对话,从人与自然、传统和现代,到社区治理和宏观政策,我们要在这里找到新的平衡。
阿尼玛卿神山下的冰川(董磊/摄)
不过,随着三江源国家公园的进一步建设,我们有理由相信,这片神奇的土地一定会越来越好。从东部因澜沧江的流淌而深切出的昂赛峡谷,到中部群山所环抱的黄河源那坦荡辽阔的草原,再到西部被冰冷的石头及雪一样的月光所装饰的索加,过去的10年中,在三江源国家公园管理局的支持下,山水自然保护中心和北京大学的团队在三江源不断探索,试图尽最大的可能,来解释我们所看到的三江源。自然保护是一份漫长的,甚至很难在短期内看到成果的工作,它所需要的下里巴人和它所呈现的阳春白雪,会在一个村庄、一个社区的尺度上形成鲜明的对比,甚至是冲突。但我们拥有如此多的信任,无疑是幸运的。
澜沧江边的山水昂赛工作站(山水自然保护中心/供图)
在人类向自然不断的征服和试探中,我们需要怀着敬畏和理解,来重新阅读这里。而这正是“敬畏自然、尊重自然和保护自然”的生态文明思想在当下最好的体现。